个人配资协议是否合法综艺节目抄袭成风 原创力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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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上周,天津卫视《囍从天降》个人配资协议是否合法节目组通过微博发表声明,斥责江苏卫视个人配资协议是否合法个人配资协议是否合法的节目《明星到我家》涉嫌侵权,表示对其侵权行为采取法律手段。

    

  

  

  

  上周,天津卫视《囍从天降》节目组通过微博发表声明,斥责江苏卫视的节目《明星到我家》涉嫌侵权,表示对其侵权行为采取法律手段。同类节目跟风已屡见不鲜,不仅如此,随着我国综艺节目引进海外版权的案例越来越多,相关的话题讨论也越发激烈。环顾近年来的综艺节目市场,从2010年的海外版权综艺节目只有三档,倒了2013年激增至30余档,2014年在遭遇“限娱令”的情况下上半年达到15档。海外模式的引进丰富了荧屏,提升了中国电视制作水平,但同时也引发了人们的思考。海外制作单位创意从何而来?中国综艺在提升原创力方面有哪些尝试?未来又将如何扭转颓势?

  电视台争相购买海外节目版权:

  为何荷兰、以色列的创意比较亮?

  2012年,《中国好声音》《女人如歌》等以荷兰为代表的欧美模式节目在中国走红,使得引进节目成为中国电视行业的“现象”。曾有专业数据机构统计,仅荷兰一家版权公司,2012年一下子就在中国卖掉了七八个模式。荷兰人口仅有1600万人,电视节目市场并不大,为什么能拥有强大的原创动力,为何他们的综艺节目和发明专利一样能向全世界出售专利使用权和进行技术转让。

  中国人民大学传播经济学博士刘旸指出,从2009年起,荷兰电视台三套专门开辟时段播出“电视节目实验室”供专家和观众评判,如果节目受到好评再进入正式时段播出。举例来讲,一个新的节目形式在“实验室”播出,观众可以在相关网站上对这些节目进行评论并投票。电视台多方搜集观众的意见,参考样片播出的收视率,挑选出综合评价高和收视成绩好的节目,进入完整制作和播出的阶段。“电视节目实验室”更推出了参与面更广的活动,观众可以提交自己的电视节目创意,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评审小组从参选作品中选择优秀的创意,制作出样片在“电视节目实验室”播出。2010年,19个试播的样片中有8个获得了整季的订购。这种实验形式目前得到包括英国的BBC、韩国的ZDF等12个国家的电视台认可。

  这种方式提高了电视节目和观众的互动性和参与性,激发了更多电视节目从业人员和爱好者的创意热情,反观中国的电视台,没有形成全民办电视的氛围,热衷于跟风做节目,台长和编导掌握话语权,节目创新速度跟不上观众欣赏需求。

  2013年末从韩国引进的《爸爸去哪儿》带动了真人秀热潮,于是《两天一夜》《花样爷爷》《Running Man》相继引进,由于相近的文化基因和情感表达方式,韩国综艺成为了继韩剧之后中国观众关注的新焦点。韩国综艺节目优势在于外景拍摄水平高,一档节目就投入几十台机位进行拍摄。中国版《爸爸去哪儿》的成功很大程度来源于总导演谢涤葵曾带队打造真人秀《变形记》,拥有丰富的外拍经验。此外,就创意而言,韩国编剧团队实力很强,他们一般都有十几年的经验,脚本详细到会预估出嘉宾可能会走的某条路,栏目组将三分之一的制作经费放在七八个人组成的编剧团队上。

  刘旸指出,更重要的一点是,韩国综艺节目创新引入了明星制运作方式。韩国综艺节目的成功播出,收益的不仅仅是电视台还有这些综艺明星。在这种体制下综艺节目和经济公司是一种互利双赢的关系。拿Super Junior组合举例,从他们出道至走红,曾在韩国音乐推介类节目、真人秀等多个节目中担任嘉宾,最初零出场费或者出场费很低,只为寻求增加曝光率和提升人气的途径,使Super Junior在短时间内完成了由“我要上节目”到“邀我上节目”的华丽转身。所以,明星是韩国综艺节目中的主体,也是韩国综艺在中国广泛持久传播的主要动力。有了高收视率的综艺节目,很多明星为了宣传作品甚至愿意自降出场费。而中国很多综艺节目花大价钱邀请了明星,在节目制作方面则捉襟见肘。

  同时,以色列是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国家,他们的创意在于率先运用新技术开发跨屏技术。以色列的一个节目模式,概念是真人版操控游戏。节目里把选手变成了游戏里的角色,观众通过APP(手机应用软件)进行操作,观众决定他们包括吃饭、睡觉、着装等各种行为,等等。节目开始时房子里空空荡荡、一无所有,所有东西都是观众捐赠给选手的,通过传送道传到现场,沙发、床、吃的东西都是观众买了之后送给选手的,把操纵游戏的概念玩到极致。以色列《Rising star》节目制作了专用的APP平台,由观众决定选手的去留,同时观众的头像还能出现在剧组的屏幕上。这档节目已经化身《中国正在听》登陆央视。可以看出,单一的节目早已失去吸引力,如果说不能应用互联网的多种手段的话,就不能跟客户、观众、用户更多地互动,产品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会受到影响。

  引进节目无法完全适应中国市场:

  外来节目必须寻求本土化表达

  《中国好声音》火爆荧屏后,中国综艺节目进入了“说明书时代”,刘旸说。具体来说,例如欧美地区优质节目的版权授权,不只包括名字及基本的节目模式,通常会包括节目制作流程中每一个细节,大到舞台、灯光,小至主持人服装及站位都有说明。而这一切包括了这档节目初创及在全球其他国家成功的所有经验。国外综艺节目发展的确很发达,我们补课学习是正确的,但是文化产业的本质就是创意,模式节目由于能在较短时间内引入、消化、赚钱,而风险较小,市场行为导致了这样的结果,但事实上,这样挤压了原创的时间和空间。

  目前看来,中国娱乐类综艺节目创新尝试大部分停留在引进节目细节上的“调整”。反响较好的节目在与本土化结合方面更下功夫,更容易引发观众共鸣。节目与本土文化进行融合决定着一档国外流行的节目能否在中国成功。例如《中国好声音》根据中国本土的需要做了相应的改变。比如加入了中国老百姓喜欢听的温暖动人的故事,虽然备受争议,但的确实现了“中国表达”。第五季的《中国达人秀》也在叙事方法、评委的设置和互动方面,进行了变化。

  曾制作《中国好声音》的灿星制作公司节目研发总监徐灿接受采访时说,“没有一个节目是简单通过引进模式就能解决问题的,也没有一个节目是简单地通过技术指标和数据指标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在中国制作出现象级的节目,抛开赚钱与否这个概念来说,必然是面向全人群的节目,必然是深入到中国更多一般老百姓家庭生活中的节目,渗透到他们的衣食住行中,渗透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爱恨情愁中。我们认为情绪、情感和情境的把握超过了技术和模式,这也是灿星的价值观。”

  实际上,中国也有零星的原创综艺节目取得了良好的收视效果,还成功“外销”,实现了本土节目模式输出国外的“逆势出击”。例如《非诚勿扰》外销到新加坡、韩国等多个国家,《全能星战》外销到以色列,英国购买央视三套播的《中国好歌曲》节目版权,会做《英国好歌曲》,还代理版权向其他国家发售。灿星制作公司接下来的《中国好男孩》,以及马上在上海播出的《金星脱口秀》,则尝试从剧场版推向电视版。

  文化演说类综艺节目异军突起:

  从引进模式向引进制度转型

  在中国娱乐节目由“舶来品”占领大量市场的背景下,反观文化演说类综艺节目,在创意方面却有明显突破。例如《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汉字英雄》,比赛的呈现形式和赛制的设置是两档节目的制胜关键,这样寓教于乐的节目满足了学生的需求,不仅收获学生观众,还会拥有庞大的陪看受众。

  又以央视三套原创演说类节目《开讲啦》为例,不仅通过不同的摄制手法和制作理念赋予演说类节目新的生命,还突破“我讲你听”的形式,特别增加青年人提问环节,传递思想与正能量。制作单位之一唯众传媒总裁杨晖指出,这个节目2012年在11点38分深夜时段做了十集,十期节目播完了之后,很快创造了央视同时段将近0.4的收视纪录。今年第四季度《开讲啦》进入到央视的9点档黄金时段播出。这是观众对节目的主动选择造成的,当观众选择了它的时候,可能就给了节目一个很好的机会,实现了低成本非娱乐类原创节目的“逆袭”。

  《开讲啦》的成功给予杨晖一个启示,中国原创类节目如果想成功应该更多关注“大文化”,《中国汉字听写大会》和《汉字英雄》是对传承中华文化的一种尝试,唯众传媒将在央视一套推出的《青年中国说》等,也是一个大文化的体现。“当人们的经济稍微富足之后,也希望自己的头脑能变智慧、有思想,相信这样的产品一定也能够打动观众的心。”

  唯众传媒致力于原创电视节目的开发,总结经验与教训,杨晖谈到作为一个优秀的内容供应商,一定要以用户的需求为中心,充分利用社交媒体、大数据等互联网的工具去感知用户的需求,作出迅速的改变。一定要以价值认同而非简单需求满足来吸引消费者,围绕产品建立受众社群,用情感的纽带去实现持续的优质运营。“我经常说的一句话:在这样一个时代,生存法则是,要么革自己的命,要么被别人革掉命。如果想成为强者生存下来,就一定要革自己的命。”

  谈到如何增强国产节目创新力,刘旸表示,在加深和互联网跨屏合作的同时,中国电视节目制作单位可以逐步借鉴荷兰的“电视节目实验室”形式,从借鉴模式向借鉴制度转移。第一建立样片制度,第二开辟专门的时段播出样片,第三发动观众来评选样片。目前已有实力较强的电视台开始进行原创节目的研发。比如中央电视台有相当数量的研发基金鼓励新节目,北京电视台、浙江电视台也定期组织活动,并对样片给予资金支持。浙江卫视还将于2014年举办“首届中国蓝电视节目原创模式大赛”,旨在吸引全国的创意人士。提高原创实力已经受到业内关注,一切刚刚开始,孵化创意之路任重而道远。